教坊

教坊是中国古代宫廷中掌管俗乐的乐舞机构，它自唐代设置，迄清初废止，历经唐、宋、辽、金、元、明、清七代。它的存在，对中国古代宫廷戏剧及至民间戏剧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坊为唐宋两朝官房艺术机构，分别在当时的京城长安（西安），开封。唐高祖设教坊，隶属太常寺，专门管理雅乐以外的乐舞百戏。唐玄宗将教坊从太常寺中析出，“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飨，则用教坊乐部”。从此，教坊与太常寺各司其职。教坊集中了众多杂技高手。唐玄宗还下令让官府将全国各地的百戏杂技艺人管辖起来，逢有盛会，征调校技，以为国家教坊补充新人。

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由盛而衰。叛军攻陷洛阳、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教坊艺人死的死、伤的伤、苟活的流散民间。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朝统治者曾试图重整教坊，但因国家元气大伤，财力不足，无法恢复旧观。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兴起，使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森严。那时上层社会普遍接受了程朱理学。他们不再像汉唐统治者那样注重本非“雅乐”的百戏杂技。虽然宋袭唐制，仍旧设置教坊，但与盛唐比较，已不成规模。宋代官方组建的百戏杂技主力，全都收录军中。宋代兵制：殿前司分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以及护圣军、神勇军、王选军、策选军、游弈军，共十军。其中，左军和右军，则是演习百戏杂技的重点。左右军艺人由国家按月发“饷糈”。每逢朝会、御宴，都由左右军艺人表演百戏杂技。演出百戏杂技的军中艺人不够时，就雇民间艺人充当。宫廷供奉与民间艺人的界限逐渐消失。就像赵升在《朝野类要》里所说的那样：“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习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辈。”

教坊作为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远自唐代就有了。元朝的教坊设在东皇华坊，从地图上查对，它正是明朝黄华坊的地方。明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黄华坊地区已经有了勾栏胡同（今内务部街）、东院、演乐胡同等与演出有关的地名，可以说明今日演乐胡同一带就是元、明两代教坊的所在地。教坊设在本司胡同。勾栏胡同是它的演出场所，演乐胡同则是排练节目的地方。

元代杂剧繁盛，作为元代政治中心的元大都，文化也非常繁荣，具体表现那就是东城教坊的崛起。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坚瓠集》记载：“齐亚秀者，京师名倡，常侍长陵宴，出语人曰，‘知音天子也’。每唱到关目处，即为有举卮。”

这是明初的情况。齐亚秀，从名字上看，她是元朝教坊旧人，《青楼集》中记载凡是元朝的伎女，名字都带个“秀”字。明成祖不仅精通武韬战略，也有很深的文学艺术修养，他自己动手编写剧本，而且有较高的欣赏评论能力。明初，他召集元末教坊旧人入宫演出，每唱到精彩的地方，就举杯满饮，表示喝彩。难怪齐亚秀演唱完后出宫对人说：“这真是个知音天子。”这个故事说明明初帝王重视歌乐演出，它渊源于元代灿烂的文化生活，其发源地就是东城区演乐胡同一带的教坊。《坚瓠集》称齐亚秀为“倡”，当然是指“乐人”而言，不是指妓女的“娼”，唐宋以来的教坊不是妓院性质。齐亚秀能到皇帝面前演唱，足以说明她是个技艺高超的艺人。

成祖之后，明朝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杂剧，演剧之风一直很盛。《竹轩杂录》载：“成化（明宪宗年号）三年，教坊司只存乐户八百余，不敷应用，乃行文山（西）、陕（西）各布政署，选收乐户应役。” 　　八百户乐户尚嫌不够，还要从远方征役，可见当时教坊的文艺活动是多么活跃呀！教坊的衰落应该从明武宗时大批艺人应召入宫说起。武宗是明朝以荒淫无耻著称的皇帝，他嫌艺人入宫演出不方便，索性让他们住在宫内长期演出，男性演员都施以宫刑。这样教坊就衰落下来了。《书影》记载天启年间人们访问武宗时代遗留下来的杂剧演员梁三姑的情况，可以看出教坊衰落的情况。

苏武子曰：“武宗时，东院梁氏，弹筝独妙，家世善声，备供奉。天启甲子（四年）二月中，予同刘君过之，则已无弹筝者矣。刘少时，以豪闻局中，比入梁氏，记忆庭经，慨然当时。居有间，问其家三姑善筝者，下世今几年。一环应声曰：‘客何从知予家三姑也，今九十余，尚能饭。然二三十年来，内廷静慑，教坊、乐部皆湮废。时好新声，三姑筝尘久矣。每家人小集，风月闲好，姑悲来，或一弹。促节哀音，听者失悦。’刘因请见三姑，冀弹数柱。辞再四，则列幛座右，为奏一曲。洪往舒归，鲸骇鸾续，更时时闻折柱状。已若风雾烟雨，其泠泠也。座客听者，悄然气叹云。”这是一段天启年间回忆正德时候情况的回忆录，既生动地说明了梁三姑弹技之妙，也正确地说明了教坊是在武宗时期衰落下去的。

教坊的衰落导致了它后来同妓院的结合。明初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把反对他的建文帝的忠臣齐泰、黄子澄、铁铉等人的妻女送到教坊司充当军妓，供军人轮番蹂躏，这是一种极其野蛮的行为。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尽管有人提出铁铉妻女以死殉，这段史料有出入，但鲁迅坚信有当时奏文和皇帝的批示为证，这段史料是真实的（见《病后杂谈之余》）。

明成祖的这一行动使得当时教坊具有了妓院的性质，但看来明初只是一部分教坊是这样的，其他教坊仍是排练演出的机构，明成祖亲自听取齐亚秀的演唱就说明了教坊的性质。

到武宗时教坊衰落，优秀的艺人应召入宫了，散落在外的艺人逐渐和邻近的妓院合流，这时演乐胡同一带就逐渐成为妓院的集中场所。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在演乐胡同附近已经有了以暗娼名字命名的宋姑娘胡同、粉子（妓女又称粉头）胡同等地名，可以说明这个变化。

万历时这一带有名的妓女是薛素素，胡应麟著《甲乙剩言》记载她“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一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后，右手从背上反引其弓，以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也。”薛素素能表演精湛的杂技，这的确是教坊的特点，唐代教坊伎人差不多都能表演走索、扛竿等难度很大的技术。万历离正德不远，那时的妓女无疑还带有教坊的特色。

薛素素后来嫁给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为妾。她藏有一方端砚，砚盒底有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盒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肖像，出于仇十洲之女仇珠的手笔。这方砚台后来落入一个珍藏者手中，他在砚边刻隶书小字“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这就是《红楼梦》有名的评论家，脂砚斋命名的理由就在于这一方砚。这方砚后来又落入端方手中，最后转辗地归近代收藏家张伯驹所有。

岁月流逝，当年的教坊、妓院都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演乐胡同等三条胡同自然保留下来，成为首都东城居民的居住区域，在北京，每寸土地都有斑驳的历史可以查考，只要您去研究它，就能增强对社会主义首都的无限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