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进入本世纪20年代，在认真比较了中西音乐之差异和差距之后，一批社会精英认为，正如中国之积贫积弱是由于教育的落后那样，中国音乐的不发达，关键也是没有现代意义的音乐教育。早在1901年清政府降旨将各省书院改学堂后，1903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学堂得以在各地普遍建立，并参照国外的做法逐渐地开设了乐歌课。1903年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六期上，匪石在其所撰《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认为：“吾人今日尤当以音乐教育为第一义。一设立音乐学校，二以音乐为普遍教育之科目，三立公众音乐会，四施家庭音乐教育。”1905年有的地方政府还曾考虑“设音乐学堂”。但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的专业音乐教育，则直到20年代才露端倪。

在我国的专业音乐院校中，历史最悠久者，当推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坐落在该校校园里的一尊由著名美术家刘开渠雕塑的音乐家半身铜塑像，就是在我国最早开办专业音乐教育的人物--萧友梅。

萧友梅1884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901年赴日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的同时，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攻读教育学。1910年在北京保和殿留学生的殿试上，萧友梅荣获“文科举人”的称号。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委任萧友梅为秘书。袁世凯篡权后，萧友梅于当年11月赴德国留学。1916年7月，他以题为《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的论文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随之又转入柏林大学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并同时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研究作曲、指挥等。其研究范围之广，用功之勤，在当时都是少有的。1920年3月，他游历了瑞士、法国、英国、美国后回到祖国。他经过多年来对中外音乐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音乐千百年来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音乐教育的薄弱。只有建立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大批合格的音乐专门人才，中国音乐才能复兴、崛起、发扬光大。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很欣赏萧友梅的才干，邀请他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音乐讲师兼该校音乐研究会的导师。萧也很赞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二人从此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蔡元培于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成立了“北京大学音乐团”，转年更名为“音乐会”。1919年改组为“音乐研究会”，蔡亲任会长，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个组。萧友梅加入后，曾开设乐理、和声、作曲法、音乐史等课程，加强了该会成员的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1919年底，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办理审定新国歌事宜。国歌的歌词采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歌》，并公开征求曲谱。经各界贤达的力荐，决定请王露、萧友梅、吴梅、陈仲子四人分别谱曲，择优采纳之。

王露是国乐名家，善弹古琴，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达六年之久。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日本听了王露的演奏后曾慨叹：“国之无乐，蒙大耻辱久矣。朝枢乃甚无人，即不知有山东王露者何耶。”因此章太炎曾致电北洋政府教育部，力荐王露为国歌谱曲：“山东诸城王露为中国音乐家第一，自俗乐胡琴、琵琶、俗歌二黄梆子，上至琴瑟编钟、古音雅奏，皆能为之。嗣游日本，专肄音乐，西方声律能辨及微茫，日本人同学者皆敬重之。”1919年王露被聘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琵琶、古琴。

吴梅是民初的著名学者、戏曲理论家、作家，研究曲律和文词，善制谱，曾任北京、南京等地大学教授。还曾是北大“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导师。

杨仲子1904年赴法留学，入贡德省大学理学院攻读化学。毕业后，考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他不仅学贯中西，还是我国杰出的书法篆刻艺术大师。在瑞士时，与徐悲鸿等人过从甚密。“1919年冬天，应杨仲子邀请，悲鸿曾去瑞士游览。这位才华横溢的杨仲子先生，当时在瑞士学音乐，他们的家就住在日内瓦湖的北岸。杨仲子先生因擅长金石书画，很乐于与悲鸿交往。在他的陪同下，悲鸿又一次领略了日内瓦湖山的秀美。”“杨仲子先生聪明过人，专攻音乐，又精于书画篆刻，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回国后，杨也被蔡元培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乐典、和声。1920年9月，他还曾与萧友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系科-音乐体育专修科，第二年成为独立的音乐科，后又演变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此四人同系当时中国音乐界之翘楚：

接到为国歌谱曲的重任时，萧友梅刚刚自德国回到北京不满一周。“国歌研究会”从应征的曲谱中，最后选定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为国歌。萧友梅因此名声大振，受到社会各界的注重。1920年10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由国歌研究会印制国歌曲谱，颁布至各省，从1921年7月1日起正式启用。1922年4月，刘天华应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由于多位著名音乐家的加盟，该会的教学力量得以加强，活动日益丰富。

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蔡元培任所长。该所简章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开办之时共有学员44人，设甲、乙种师范科及各项选科，选学科目以音乐理论和西洋弦乐器为多，学习成绩采用学分制评定。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办所近五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专门音乐人才。受其影响，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也相继设立了音乐系（科）。1922年全国实行新学制，将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课，更名为“音乐”课，小学必修。音乐教育事业由此初具规模。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坛上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了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了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等苦心经营五年之久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也随之解散。